1839：第一次鸦片战争

在此之前

英国自广州的茶叶进口以白银支付，由此产生的白银外流在1800年后被孟加拉与马尔瓦种植的鸦片扭转——到1830年代，这项贸易每年值数百万英镑，并伴随着大规模走私。
清廷1796年禁烟、1820年再禁，但执法依赖的正是从其中获利的广州商人。
东印度公司1833年失去贸易垄断权，这使广州出现更多私人英商，他们对清廷的行政敏感毫无兴趣。
1834年之后的英国舆论认为，中国拒绝外交平等是一种必须纠正的侮辱，而广州体制的限制在商业上站不住脚。

林则徐1839年3月抵达广州，带的是禁绝鸦片的授权，手里却没有可靠的武力。这项贸易由公行下的中国商人经营、由帕西与英国商行提供资金，而外国人一旦进入商馆，就在清朝司法管辖之外——这是它得以存在的前提。

他的办法——包围商馆、要求交出毒品、然后在虎门公开销毁——是刻意用帝国礼仪对付一张商业网络。短期有效：1839年6月销毁约1200吨。但它也把帕默斯顿需要的事端送上门：这批鸦片是由英国官员义律交出的，而不是从个体商人处查获的。

军事上的差距不只是技术。清廷没有统一的海军指挥：海防是各省的事务，其结果是机动的英国舰队可以一次集中打击一个省，而其余各省在等北京的指令。英国蒸汽炮舰可以逆风拖曳帆船进入阵位，这正是1842年长江战役推进如此迅速的原因。

战略上的失败是情报上的。北京始终把一支惩罚性远征读作边境骚扰——只要守住海岸它就会离开——而没有理解目标是条约。革职林则徐、随后在穿鼻谈判、然后否认结果、再次开战，这一系列决定都源于这一误读。

1842年的条约很短；1843年《虎门条约》与1844年美法条约才搭起了机器。治外法权把英人置于英国领事司法之下；最惠国条款把此后每一项让步自动延伸到所有缔约强国；关税被固定在约5%的从价税率上——一个清廷无法单方面改变的税率。

约束中国此后一个世纪的，是这三项条款，而不是割让香港。它们使关税无法作为发展工具，在中国城市内部制造出中国法律行不通的辖区，并让每一个强国都有动机去索取任何其他强国已经得到的东西。

《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开放五口、废除公行垄断并确定关税；1843–44年的补充条约又加入了治外法权与最惠国待遇。

随后形成的条约体系比战争本身影响更深远。治外法权与最惠国条款意味着给予一国的每一项让步自动延伸到所有国家，而固定关税剥夺了清廷把海关政策当作财源或筹码的能力。国内的叛乱利用了财政缺口：1850–64年的太平天国战争造成数千万人死亡，而清廷的应对依赖于1854年起由外籍税务司管理的海关收入。

「这场战争是为了保障英国的茶叶供应」。商业争点不是获取中国货物，而是英商在中国的经营条件——司法管辖、关税与外交平等。帕默斯顿给远征军的训令中，关于英人待遇的抱怨远比关于贸易的更靠前。

Mao Haijian, The Qing Empire and the Opium War (2016, English translation) — 利用清宫档案重建朝廷的决策及其对英方意图的误读。
Jonathan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1990, 3rd edn 2012) — 把这场战争放入晚清更长的财政与社会危机中。
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1910–18) — 关于条约体系法律机制的经典叙述。